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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孙中山铜像何去何从

来源:未知 作者:btsshoes.com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7-10-07
摘要:2016年“2?28”事件纪念日期间,台湾多处蒋介石铜像遭恶搞,连宜兰市中山公园里的一座孙中山铜像也被殃及,让人喷上了红漆。不久,民进党就挟选举大胜之势,重提“国父”议题,“立委”高志鹏提出多项修正草案,要求废除在机关、学校、部队等处悬挂“国父遗

2016年“2?28”事件纪念日期间,台湾多处蒋介石铜像遭恶搞,连宜兰市中山公园里的一座孙中山铜像也被殃及,让人喷上了红漆。不久,民进党就挟选举大胜之势,重提“国父”议题,“立委”高志鹏提出多项修正草案,要求废除在机关、学校、部队等处悬挂“国父遗像”、正副领导人就职时面向“国父遗像”宣誓的规定。议案最终虽然被搁置,但依旧掀起轩然大波。

绿营将“国父遗像”同“转型正义”挂钩,高志鹏称:“‘国父遗像’的存在是封建的象征,民主‘国家’不该有这样的制度,不该继续洗脑下一代。”蓝营对此当然不能答应,群起捍卫。当时尚未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洪秀柱,反问说“有人会废除家里的祖宗牌位吗?”主管国民党文宣的林奕华表示,“蔡英文口喊政党和解,却纵容党籍立委大搞意识形态、政治操弄!”事实上,孙中山与台湾颇有渊源。

日据时期,孙中山曾是台湾人的偶像

孙中山和台湾的关联,在两蒋时期被反复阐释。他一生中前后四次赴台,第一次是1900年策划惠州起义,当时他在台北长沙街设立指挥中心,总共停留了44天;1913年“二次革命”失败,孙中山预备取道台湾前往日本,日方怕他进一步激起台湾人的反日情绪,就用保护的名义监督孙的行动;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,孙中山第三次赴台,希望能“宣传主义,唤起民族意识”,但受到台湾总督府的阻挠,只在基隆住了一夜,便被“礼送出境”;1924年,孙中山从广州北上时,所乘永丰舰在基隆短暂停泊,没有上岸。

日本对孙中山的防范,并非杞人忧天。早在1897年,孙中山的重要助手陈少白就奉命在台北设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。辛亥革命后,罗福星回台发展同盟会,台籍人士翁俊明、蒋渭水等相继入盟。1913年,同盟会台湾分会策划了苗栗起义,以“驱逐日人,收复台湾”为号召,不慎泄密,1211名起义者被捕,罗福星等20余人就义。同时,很多台湾青年到内地参加革命,毕业于黄埔二期的李友邦还在抗战期间组织了“台湾义勇队”。

孙中山逝世后,台湾岛内开展了诸多纪念活动。蒋渭水在其创办的《台湾民报》上发表《哭望天涯吊伟人》,悲切地写道:“想此刻四万万的国民正在哀悼痛苦!西望中原,我们也禁不住泪眼怒涌了!”台北举行的追悼会上,只能容纳3000人的礼堂来了5000多人。总督府禁止他们做演讲、念悼词,台湾民众在雨中默默致哀。此后直至1929年,台湾不仅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,还有人参加了中山陵的“奉安大典”。

在今天的台湾,蒋渭水称得上家喻户晓。因他创建了岛内第一个政党“台湾民众党”,被民进党视为台湾民族运动的先驱,代表了台湾早期的主体意识。但另一个事实是,蒋渭水作为同盟会会员,从未将自己所领导的活动置于中国革命之外。1924年,蒋渭水因组织请愿集会被捕,他在法庭上说,“以中华民族作日本国民的台湾人,这样的台湾人不论怎样豹变自在,做了日本国民,随即变成日本民族,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,即汉民族的事,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。”因此,马英九称蒋渭水是“台湾的孙中山”。蓝绿两大阵营对一个蒋渭水的各自表述,实在是岛内身份认同危机的缩影。

台湾光复,孙中山成为无处不在的中国象征

1940年,距离台湾光复还有五年,国民政府尊孙中山为“中华民国国父”,并制定了相应的礼仪规范。日本投降后,孙中山以“国父”形象回归台湾,成为替代殖民痕迹的中国象征。孙中山第二次来台时住过的旅馆改为“国父台湾史迹纪念馆”,为裕仁天皇登基修建的纪念堂改为“中山堂”,一批道路、学校、公园也都被以“中山”、“逸仙”、“博爱”等命名。机关、团体像大陆一样定时举行“总理纪念周”活动,恭读“国父遗嘱”。

要去除台湾的“皇民记忆”,并建构一种新的社会记忆,需要有形象化的物体作为依托,将这种记忆和普通人生活密切联系起来。曾遍布台湾的“伟人塑像”,起到的就是这种作用。台湾建造孙中山铜像肇始于1946年元旦,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提议筹建孙中山、蒋介石铜像,这个建议被提出后,立刻在全场的欢呼声中通过。他们将铸像任务委托给了台湾雕塑家浦添生。

为设计台湾第一座“国父铜像”,浦添生不仅搜集了数十张孙中山照片,还专门去听孙科的演讲,观察他的相貌,才选用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演说时的一张留影作为蓝本。铜像经浦添生耗时数年完成,至1949年“双十节”,终由台湾省行政长官陈诚主持揭幕。这座高约3米的铜像,如浦添生之子、同为艺术家的浦浩明所说,恰“勾勒出中山先生以知识分子所流露出来的悲天悯人情怀”。2008年,这座铜像被台北市评定为“一般古物”,并举行“台北市中山堂‘国父铜像’设立60周年纪念活动暨史料影像展”。更为难得的是,这座“国父铜像”能顺利完成,靠的是台湾民众的踊跃捐款,可见时人对“国父”的认同。

此外,台湾还有两座著名的“国父铜像”。一座竖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,是在孙中山百年诞辰时按照南京中山陵大理石像仿造的。这座铜像展现的孙中山身穿马褂,手拿建国大纲,坐在太师椅上,底座上刻有“出国宣传”、“商讨革命”、“韬袁护国”等浮雕,反映了孙中山一生重要的革命活动。另外一座在国父纪念馆中,被比照为美国林肯纪念堂里的林肯巨像,其设计者陈一凡后来主持建造了中正纪念堂的蒋介石坐像。

1975年蒋介石逝世前,台湾“伟人塑像”以“国父铜像”为主,建造于学校、广场中,同教科书、邮票等各处的“国父肖像”一起,时时提醒着“我是中国人”这一历史事实。很大程度上,孙中山成为台湾人最重要的中国记忆。

两岸对峙,对孙中山符号的激烈争夺

在“双十国庆”、国父诞辰纪念等仪式性活动中,这种记忆被进一步具象化。光复后不久,迎来11月12日国父诞辰纪念日。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主持纪念会,在演讲中说,“中华民国是国父一手创造,而收复台湾则是其毕生志愿”,“希望台湾每一同胞都是国父孝子孝孙,台湾每一块土都是三民主义实验室,如此才能告慰国父在天之灵”。即使是1947年3月,还处在“2?28”事件中的台湾,也没有停办国父逝世纪念活动。

当时距孙中山去世不过20余年,台籍精英的记忆中也还留有对孙中山的良好印象。因此当陈仪以大多数台湾人不会说汉语、写汉字,更不了解三民主义为由,推迟在台行宪和实行县市长直选时,台籍精英请出的“尚方宝剑”即孙中山的《建国大纲》,他们指出国父理论高于宪法,国父说行宪以前也能直选县、市长。

随着1949年国民党迁台,孙中山更成为昭示政权合法性及正统地位的重要符号,纪念活动愈趋盛大。国民党一再回顾自身的历史功绩,将孙中山推翻满清、建立民国阶段定义为“国民革命第一期”;蒋介石领导北伐、抗日则为“国民革命第二期”;在台要完成“国民革命的第三期任务”。这个革命体系中,蒋介石所做的一切都是继承“国父遗志”,突出孙、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。

对孙中山的纪念,在其百年诞辰时即1965年达到最高潮。台湾成立“筹备小组”,通过五项计划:修筑纪念馆、整修孙中山海外故居、编印孙中山相关论著、筹备中山文化基金,并发起各种纪念活动及学术会议。纪念日当天,55万民众参加了“总统府”前举行的纪念大会。随后蒋介石主持了国父纪念馆奠基,工程至1972年方才落成。如台湾学者周俊宇所言,此举是“重建一个专属于孙中山的纪念场域”“深化了孙中山伟人形象在台湾社会中的具现”。同时,国父纪念馆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替代南京中山陵的作用。

第二年,台湾在纪念国父一百晋一诞辰后决定将国父诞辰纪念日定为“中华文化复兴节”,以“使世界人士了然于文化正统之所在”。在国民党的理论体系中,孙中山原本就是承继尧、舜、禹,乃至孔子后“中华文化道统”的人,这个节日设置由此显得顺理成章。

与此同时,大陆也在纪念孙中山,但并不承认其“国父”地位,改尊为“革命先行者”。在2002年大陆官方发布的《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》中,就要求“对台北‘国父纪念馆’不直接称谓,可称台北中山纪念馆”。

两岸对孙中山的不同纪念,成为对峙时期的一种特殊交锋。首先,两岸纪念的时间不同,台湾按照中国传统计算虚岁,如以1965年为孙中山百年诞辰,而大陆计算周岁,要到1966年才是百年。其次,大陆希望通过孙中山连接两岸,实现统战目的,而台湾则不能容忍“共享”。此外,晚清革命时期,孙中山长期活动于海外,同华侨关系密切,甚至称“华侨为革命之母”,因此两岸纪念孙中山还暗含对华侨资源的争夺。

解严至今,“国父”地位摇摇欲坠

蒋介石时期,台湾纪念孙中山时最常宣示的是“反攻复国”,到蒋经国上台,经历台美“断交”和大陆实力上升,台湾的主要政策转为“文化反攻”,提出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”口号。在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中,会着重讲台湾的经济民生问题。李登辉前期延续两蒋时期的纪念规格,台湾人也依旧尊重“国父”,存有中国意识。

随着国民党分裂,新党、亲民党亦大打孙中山牌。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,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在中山纪念馆前组织集会,声称自己和孙中山一样,发扬“主权在民”的理念。而在高雄市竞选的新党候选人汤阿根,说新党才是孙中山正统继承者。后来,双方甚至为争夺对孙的“代言权”而发生冲突。

蓝营内部厮杀的时候,绿营已经上台,将矛头对准“国父”。2002年,民进党籍的“法务部长”陈定南最先对孙中山的地位发出挑战,声称“法律没有规定‘国父’是谁”,提议将“国父纪念日”改为“孙中山纪念日”。国民党随即反击,发起民调,结果显示受访者中95%承认孙中山是“中华民国国父”,78.1%的人支持法律明定孙中山为“国父”。之前半个世纪打下的记忆烙印,显然很难一下抹杀。

2004年,民进党为寻求连任、赢得深绿选民,在“国父”问题上大做文章。“考试院院长”姚嘉文和“考试委员”林玉体在参加“国父”诞辰纪念活动后,声称“国父非本国人”、“应废除国父称号”、“国父应该是复数”。泛蓝阵营这时只能放下成见,一同组织大规模纪念活动以反制民进党当局,维护孙中山的“国父”地位。

在这场争议愈发激烈时,陈水扁出来打“圆场”:“这是我们的‘国父’,没什么好争论,也没有必要扭曲或抹黑”。陈水扁不敢公开拿“国父”开刀,但私下里做了不少小动作,比如他在很多场合改变惯例,不再宣读“国父遗嘱”;将“国父纪念月会”改为“总统府月会”;“总统府”里的“国父铜像”被盆栽取代,直到马英九2008年上任,才在仓库里找回铜像,安置在原处,时常鞠躬致敬。

要清除一种记忆,最有效的办法是从下一代的教育入手。台湾光复之初,国民政府通过宣扬“国父”替代皇军教育;民进党当局则“拨乱反正”,在改变威权时代国民党宣传的名义下,淡化教科书中的“国父”。首先,压缩中国史,推出《台湾史》教科书;其次,在教科书中大量改易名词,如“本国”“大陆”“中共”等一律改为“中国”;“国父孙中山”改称“孙中山”或“孙中山先生”,仅作为一位普通历史人物出现。这种对历史的修正,让“去中国化”轻易实现。

为向民进党当局表示抗议,有蓝营支持者向标示了“国家罪人”几个字的林玉体画像上投掷鸡蛋;当年孙中山诞辰138周年时,76岁的老荣民李起余来到高雄忠烈祠,在向“国父铜像”致敬后,突然拿头撞向灯柱,并用美工刀割喉自杀。当时的国民党副主席、台北市长马英九,专门在“国父”纪念馆前讲“中华民国建国史”,强调孙中山和台湾的历史关联,“孙中山就是看到台湾被割让,才要推翻清朝,他建立民国时时刻刻没忘记台湾,台湾历史与中华民国历史是不可分割的。”

如今,有关“国父”存废问题再次成为焦点,蔡英文上台后会如何收场,尚未可知。但吊诡之处已经显现,日据时期孙中山在台湾人眼中原本也是反对专制、争取民主的革命者形象,现在只是因为同国民党、蒋介石这些威权符号有关,竟成了“转型正义”中要去除的“封建”遗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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